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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缅怀陈云对长征的贡献

来源:延安红色培训 发布时间:2019/10/29 23:29:21

长征是中国革命由危转安的关键一步,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壮举;长征精神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也是延安精神的源头之一。陈云在长征中虽然仅仅走了一半路程,但他对长征却有着不同寻常的贡献。我们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和缅怀陈云对长征做出的贡献,不仅对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有意义,而且对深入研究和宣传长征的历史也很有意义。

一、以中央常委身份担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下辖作战部队5个军团。其中第一、三军团打先锋,第八、九军团在两翼掩护中央的两个纵队及辎重物资,第五军团殿后。由于中央与第一、三军同时行动,所以中央只对第五、八、九三个军团派了中央代表。第八、九军团的中央代表分别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和凯丰,唯独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陈云。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并和苏区中央局合并后,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曾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陈云,在这次会上当选为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据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2000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记载,会上还成立了中央书记处(也被称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中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王明、张国焘、项英共七人,由博古负总责。[1]他们中间,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在回答党史研究部门的问题时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2]这些史料和回忆表明,无论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或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否那么正式,党中央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陈云处于这个领导核心,则是没有疑义的。因此,中央安排陈云担任五军团中央代表,一方面反映出五军团任务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央对五军团中央代表人选的格外看重。正如时任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周恩来在向陈云交代任务时所说:“五军团担负掩护整个部队的任务,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为了全军整体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牺牲的准备。中央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要极断处理紧急问题。”[3]事实说明,陈云没有辜负中央的委托,出色完成了任务。

1935年12月,中央在通道会议后决定将中央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陈云、刘伯承从五军团调回中央,分任军委纵队的政委和司令员;红军进驻遵义城后,他们又分任遵义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委员和司令。

二、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并且为党留下了关于遵义会议主要内容的珍贵文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人们早就熟知的史实,但具体指什么,过去一直不很清楚。直到20世纪80年代发现陈云在遵义会议后撰写的会议传达提纲,才揭开了谜底。这份原始档案上详细记载了会议作出的四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笔者注),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即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内部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可见,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主要就是指毛泽东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并在会后取得了军事上的指挥权。(“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形成之后,中央又进一步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成为下最后决心者——笔者注)

1995年,陈云逝世后由新华社发表的《陈云同志生平简介》中说,他“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4]在中央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100周年、110周年的座谈会和大会上,这件事也一再被提起。陈云那时并不处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坚决反对错误军事指挥的核心圈子,他的态度受到如此重视,与他当时在中央所处的特殊地位有着密切关系。

遵义会议之前的黎平会议决定,中央进入遵义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反五次“围剿”和长征后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但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后,对于会议的性质产生了分歧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这次会议要不要吸收各军团主要领导参加。据《毛泽东传》记载,红军进入遵义城后,“毛泽东、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由于参加长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或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陈云四人,所以他们四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陈云回忆,进入遵义不久,周恩来曾约张闻天和他谈过一次话,当面征求他们俩人对会议性质的意见。张闻天明确说应当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应当改变领导;陈云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的意见。于是周恩来说:“那好,开政治局扩大会议。”[6]正是这次谈话,最终使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得以参加遵义会议,从而形成反对错误军事指挥的优势力量。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虽然参加了会议,但有表决权的只有政治局成员。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除四位常委外,还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从陈云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可以看出,“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这说明,陈云和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都投了会议决定的赞成票。“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在一份材料中也写道:在遵义会议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7]

陈云之所以赞成将遵义会议开成一个能够改变领导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与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思想转变有着直接关系。他在1940年写的“自传”中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是;到黎平会议知道毛、张、王与独立房子(指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笔者注)的争论内容;团溪(地名,是遵义以南的一个地方——笔者注)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当时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8]1977年,他在接受遵义会议纪念馆人员采访时又说:“长征路上,毛主席给王稼祥、张闻天做工作,先把王稼祥说服了,再说服张闻天。是张闻天把这件事告诉我的。”[9]可见,他在“自传”中说的张闻天在团溪同他的谈话,内容就是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做说服工作时讲的那些意见。由此可见,陈云也是遵义会议前被毛泽东间接说服的人。

陈云对遵义会议的贡献除了会前、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之外,还表现在他会后撰写了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详细传达提纲。遵义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在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同时决定在决议发出后,由常委中的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达。张闻天起草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事后被保存下来,成为人们后来研究遵义会议的重要史料。而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对会议精神的传达,却始终未见文字记载,直到1982年陈云证实中央档案馆中保存的一份关于遵义会议情况的档案,就是他会后所写的传达会议精神的手稿。

1982年年初,中央档案馆送给陈云一份馆藏档案,请他帮助辨认。这份档案是用钢笔在笔记本撕下来的纸上写成的,内容是介绍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收获和中央人事变动的情况。像这样具体、详细记录遵义会议情况的历史文件,过去还未发现过,解决了人们长期搞不清楚的许多问题,显得十分珍贵。但遗憾的是,它只有第二部分,而且没有标明作者和形成时间。在送陈云辨认前,与遵义会议有关的几位老同志,如聂荣臻、杨尚昆、邓小平、伍修权、邓颖超等已看过,都说记不得,也不知是谁写的。陈云看后,很快认出这是他的笔迹,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并说这份东西很可能是他过了泸定桥,受命离开长征队伍时留下的,“后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10]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存在疑问,就是这份档案是中央办公厅1956年从苏联接收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时一起接收过来的,因此有人怀疑这是陈云当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时写的。陈云知道这个疑问后明确表示,他在莫斯科没有写过这个东西。为了证实自己的记忆,他还特意让有关部门再了解一下,遵义城在长征年代能否买到笔记本和墨水。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表示事情清楚了,这个东西就是他在遵义会议后写的。[11]那么,这个东西又是怎样跑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呢?原来,我们党在延安时代为防备胡宗南进攻,曾把一些重要档案送到苏联保管,建国后又接了回来。这个情况和陈云关于他当年离开长征队伍时,曾把随身携带的文件留下,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的回忆完全吻合。尤其后来有关部门又从苏联查到了陈云当年向共产国际所作“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的俄文记录,发现内容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确有很大不同,从而更加印证了陈云的回忆。[12]

1985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遵义会议文献》,拟收入陈云撰写的这份“传达提纲”。为此,胡乔木根据档案内容,对它的形成时间作了进一步考证,认为它应当形成于从威信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到狗坝(今苟坝)中央负责人会议之前,即从1935年2月中下旬到3月上旬。对于这一考证,陈云批示同意,同时表示“具体时间记不清了”。[13]至此,这份关于遵义会议内容最为全面、具体、详细、权威的历史档案,终于得到了最终确认。

三、出色完成组织红军抢渡金沙江的任务

遵义会议后,陈云兼任过一段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和红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职务,但正如他1940年“自传”中所说,他那一阵子的工作,“一般的还是奔跑于几个兵团。”[14]20世纪90年代,张闻天夫人刘英在《我所知道的陈云》一文中也说:“毛主席等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认为陈云很有能力,善于指挥,部队也信服他。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个代表。”[15]

1935年4月底,中央决定红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为此成立了一个临时渡河指挥部,任命刘伯承和陈云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由于刘伯承随毛泽东、周恩来先行过江,在北岸指挥,故陈云留在南岸,负责部队过江的具体组织工作。金沙江水流湍急,不能架桥,只能摆渡。当时搜集到的大小船只总共仅有6条,其中大者一次可渡30人,小者一次只能渡11人,而且每小时只能往返三四次,但需要过江的红军却有3万人之多。这么多的人马要在几天内用六只船运过金沙江,谈何容易。然而,在陈云有条不紊的组织指挥下,红军只用9天9夜,顺利渡过了金沙江,再次拉大了与尾追敌军的距离,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关于陈云当年是如何组织红军抢渡金沙江的,他本人没有留下回忆,但从他事后以被俘国民党军医口吻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可以看出大概。首先,招募船工,每人每天给工资五个银元,开六顿饭,且顿顿杀猪吃肉,而渡河指挥部人员每天三顿饭的菜蔬只有青豆,因此,船工起初只有十六人,后来不减反增。其次,预作准备,渡河指挥部在部队行军沿途张贴告示,告知部队到达江边时应当如何做,使之提前了解渡河的组织工作。再次,严格纪律,一切渡河部队必须听从渡河指挥部命令,到达江边时要停止前进,根据船只大小确定上船人数后,听号音向前,并一个一个人上,每只船指定一人为船上司令,所有乘员无论职务高低均听命于他。后来的事实表明,红军渡江尽管有较为充裕的时间,但全部渡江后仅仅两天,追兵也赶到了。可见,如果组织工作稍有闪失,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的。

四、最早撰写并公开发表了宣传中国红军长征事迹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我们党成立初期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根据国际规章,凡加入者均为其一个支部,受其领导,守其决议,内部重大人事变动需报其批准。然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携带的大功率电台,在湘江战役中被打坏,从此与国际失去联系,遵义会议及会后中央的许多重大人事变动情况均未能报告国际。有鉴于此,中央在1935年5月过大渡河后,于泸定县城召开了由张闻天主持的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此前中央得到情报,说临时中央在撤到中央苏区时成立的上海中央局,以及在上海的共青团、工会、特科组织均遭受到严重破坏,工作完全垮台,故在过云南时曾打算派陈云、潘汉年等分路回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并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但由于交通方面的原因未能成行。泸定会议再次决定陈云回上海,其主要任务仍然是以中央代表身份恢复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同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汇报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16]

陈云在四川地下党组织护送下,于天全县只身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于7月上旬抵达上海。当他到达上海后发现,那里的白色恐怖和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许多叛徒都认识他,所以只能躲在安全可靠的住处,等待与上海特科取得联系。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他和上海党组织的状况,决定安排他和其他一些在上海的同志撤到苏联。于是,他利用等待党组织安排的约一个多月时间,以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口吻,撰写了前文提到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到苏联后,他使用“廉臣”一名,于1936年3月将这篇3万余字的长文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接着,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很快传回国内。它以客观的态度、生动的笔触、细腻的描述、讲故事的方式,歌颂了红军的正义、顽强和智慧,讽刺了国民党的贪婪、残暴和无能,宣传了红军的不可战胜和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戳穿了蒋介石所谓红军已被打败、只剩极少数人在“逃窜”的谎言。许多革命前辈回忆,他们当年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与看过这本书有很大关系。

陈云撰写的这篇《随军西行见闻录》传回国内时,美国记者斯诺尚未到陕北采访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而他那本著名的《西行漫记》更是1937年10月才在国外出版了英文版。1937年4月,《见闻录》曾作为附录收入上海丁丑编译社秘密出版的包括斯诺、韩蔚尔、史沫特莱等人文章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见闻录》还先后以《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等书名再版,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传播。同年11月,民生出版社在刊印该书时的前言中写道:“如今在市面上已有二三种关于二万五千里行军的记录,可是我们觉得不够逼真,太零碎,本书是巴黎出版的一种比较写实的记载。我们认为在描写的态度和文字的通俗,连贯,有趣味方面,是极适合于大众阅读的。”大文出版社于1939年1月将《见闻录》和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斯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起编辑出版,并在“卷头小言”中评价《见闻录》“如小说,如演义,亲切而有味”;还说该文与斯诺的记录是“两篇现代史上难得的史料,也是出人意外的‘特种游记’。”这些当年的评论,十分客观公允地反映了《见闻录》的突出特点和广泛影响。

五、最早使共产国际正确了解到中国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协助共产国际取得了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1935年8月,陈云等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到了莫斯科,随即加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并于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他在报告中以亲身经历,将西征(当时对长征的称呼——笔者注)分成四个阶段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在介绍长征第一阶段(从江西到贵州)时,报告指出其中犯了三个错误,即出发前没有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所带辎重太多,妨碍行军速度、削弱了战斗力;总是沿一个方向直线前进,使敌人能从地图上预料到红军下一步要到的地方,等在那里迎击。

报告着重介绍了长征的第二阶段和此后的各阶段,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说,红军从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抛弃了过去“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灵活的行进方式,尤其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取代过去的领导人。报告指出:“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从再次攻下遵义到渡过金沙江,“领导是正确的”,主动权掌握在了红军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还打了一场歼敌四个师的歼灭战,大大鼓舞了士气,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在会理城的政治局会议上,“总结并肯定了红军领导是正确的。”“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报告最后总结了西征的意义,强调它不仅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而且使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并成为了一支“干部军队”,尤其是“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17]

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正确而详实地了解了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后给红军带来的可喜变化,从而对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增强了极大信心。可以说,这一报告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改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问题上的老看法,转而支持毛泽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就在陈云报告后的一个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受命回国,找到了已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并在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中明确而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不能不说与陈云的报告有着密切关系。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在致朱德电中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18]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陈云报告对于共产国际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中央红军在完成长征、落脚陕北后,尽快取得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都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急迫的事情。张浩、阎红彦先后返回国内,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党中央送交共产国际的密电码。在此前后,上海特科也派人将大功率电台送到了陕北。有了电台和密码,按理说就可以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了,但有一个环节还需要解开,即共产国际如何验证发报的电台确为中共中央所操控。为此,他们请陈云向对方提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问题,用以确定电台的真伪。陈云想起,他在长征途中折返上海前,刘伯承曾给在成都的友人和重庆的弟弟各写了一封信,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皮暖水瓶底部的夹层中,路上经费则藏在暖水瓶中。此事只有周恩来、刘伯承等几个人知道,于是在中共中央首次用密码来电时,共产国际电台便问对方:“陈云离开时,把信和钱放在哪里了?”对方回电均答对了,共产国际这才将双方的电讯重新连接了起来。[19]

六、向斯大林提出援助中国红军军事装备的请求,并以中央代表身份迎接接受军事装备的红军部队

陈云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中国红军长征的会议,斯大林没有参加,但事后看了记录,很感兴趣,提出希望直接听陈云当面再讲一次,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党和红军的情况。于是,陈云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陪同下,于1935年12月3日前往斯大林办公室。苏联方面参加谈话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负责人伏罗希洛夫、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奥尔忠尼启则、苏联政府内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谈话中,陈云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问题。斯大林问,中国党和红军最需要什么,陈云说最需要武器装备。[20]是年底,斯大林设宴招待陈云,并叫上伏罗希洛夫和时任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的布琼尼坐陪,继续商谈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红军武器装备的问题。[21]这些谈话对于后来苏联同意在中蒙边境和新疆接济红军武器装备,有着直接关联。

早在1935年8月,中央在过草地前召开的沙窝会议就提出要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以靠近苏联和外蒙古,“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22]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6年年初又与共产国际取得电讯联系,从而使从外蒙古方向获取苏联援助的设想有了实施的可能性。1936年5月,中央派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和15军团进行东征战役,一边巩固、扩大苏区范围,一边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和打通同苏联的交通做准备。毛泽东于6月29日致电彭德怀,指出:“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电报还说,宁夏及绥远西是接近苏联距离较近的通道。[23]8月12日,中央制定了夺取宁夏战役计划,要点包括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以两个方面军乘冰期过黄河,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9月11日,共产国际作出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24]当二、四方面军即将在甘肃东南部会师时,毛泽东等又于9月14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25]

鉴于以上情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同年10月决定由陈云率领一支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回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担负打通国际路线任务的红军部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欢送陈云一行的家宴上,陈云提出,红军需要更多的武器弹药。于是,季米特洛夫通过苏共中央,再次为中国红军要了一些坦克、大炮和其他军事装备。[26]遗憾的是,陈云一行未等动身,夺取宁夏战役计划由于国民党中央军阻断了黄河两岸的红军部队而被迫终止,共产国际也相应放弃了从外蒙古方向接济中国红军的计划,改由新疆方向帮助中国红军,并考虑将约1000吨货物先运到哈密。随即,中央批准西渡黄河的四方面军指挥部及30军、9军和5军(即原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组成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同时致电西路军,同意他们向凉州前进,说“新疆接济正准备中”,“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今属嘉峪关市,是甘肃靠近新疆最近的县城——笔者注)。”此后,西路军开始了艰苦悲壮的历程。

1936年12月8日,由陈云率领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乘火车出发,经过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一周后抵达靠近新疆的苏联边境口岸霍尔果斯。[27]他们一行五人住在苏军一个骑兵营长家里,在兵营里亲眼看见了准备援助中国红军的200门炮和机关枪等武器装备。当时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为了得到苏联支持,和国民党政府闹独立性,提出 “反帝”、“亲苏”等六大政策,伪装进步;苏联则为了稳定那一段边境,积极支持盛世才,派出军事顾问,赠送武器装备。然而,就在等待盛世才派大汽车来接运这批武器装备的档口,事情再次发生了变化。

原来,与陈云一行抵达中苏边界几乎同时,即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共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消息传出,引起苏联方面的误会和不满。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当时苏联东西两线面临两个法西斯策源国的威胁,为集中力量对付西线德国可能的进攻,必须稳住东线的日本,而能够牵制日本的主要力量,唯有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因此,他认为这一事变是日本人幕后策划的,意在搞掉蒋介石,使中国群龙无首。由于中共与张学良建有统一战线,所以他将此事迁怒于中共,表示原来答应给红军的武器装备不再给了。这样一来,西路军继续往西走就失去了意义。于是,中央电示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28]配合东北军对付国民党的中央军;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电示陈云在边境等待指示。到了12月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又表示原来答应给红军的武器装备照给,中央也电示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29]后来,李先念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本来,河西走廊敌人驻军很少,利于我西进,西路军一旦停下,敌人就追上来,不仅难以在这一带创立根据地,而且西进或东返都很困难了。”[30]

1937年1月中旬,西路军在甘州(今张掖)以西建立的据点高台失守,红五军(即中央红军的五军团——笔者注)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牺牲。此时西路军折返东进受阻,继续西进又遭敌重兵围困,加之缺少群众基础,没有后勤支持,无法安置伤员,终致失败。3月中旬,西路军向祁连山区突围,过河的2.2万人已不足3000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余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八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分三个支队,李先念率1500人的左支队向西游击,工委会随其行动。3月22日,中央致电左支队,要求他们设法去新疆,说陈云等前去迎接。4月5日,左支队穿越祁连山,抵达肃州(今酒泉)西南,按照中央指示前往甘肃与新疆边界的星星峡,16日走出祁连山,全队尚余850人。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中央得到西路军余部消息,电示陈云一行“急速前进”,“去赶上到星星峡的部队,以便回转国内。”[31]陈云立即率代表团动身,于4月23日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西路军已失败,原来担负的向西路军交接苏联援助物资的任务已变更为“把西路军的残部援救到新疆安全地点”。[32]陈云通过盛世才要了一些大卡车,由新疆教导团特科装甲大队护送前往星星峡,5月1日赶到。陈云向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余人转达了党中央的亲切慰问,并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勉励大家正确看待革命斗争中的失败。会后,他又与西路军领导干部谈话,夸奖他们能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星星峡是好样的,不愧是共产党员。部队在休整几天后,由陈云一行将他们接到迪化。

从这时直到11月底的大半年时间,陈云为接应西路军余部主要做了以下三件工作。第一,经过同盛世才谈判,确定了西路军余部的名分、驻地、给养,为党保存了这批红军骨干。第二,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组织文化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文体活动,稳定了西路军余部的情绪。第三,利用我党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把由西路军余部组成的“新兵营”办成了学习现代化军事技术的学校,为党培养了一支能够操纵现代军事装备的骨干队伍。

1937年11月底,陈云搭乘王明、康生由莫斯科飞经迪化的飞机,一起回到延安。陈云被重新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组织部部长。他提出挑选一些干部去新疆学习航空技术的建议,得到批准后,即从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中选出19名符合条件的学员(后有一人到迪化后未能入学)。这批人加上西路军余部已选出的25名学员,使我军共有43人参加了1938年3月开学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飞行班、机械班的学习,直至1942年4月毕业。周恩来曾对此称赞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情。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33]后来,这批人中的大部分,以及西路军余部学习汽车、装甲车、坦克驾驶和火炮操纵的干部战士,果然都成了我军技术兵种的骨干。

由于参加过争取苏联援助红军武器装备以及迎接西路军的工作,因此陈云对这段历史比较清楚。然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西路军问题很长时间里一直蒙着一层阴影。1981年11月22日,李先念看望陈云时说起邓小平最近批给他一篇对“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产物”表示质疑的文章,并就此征求陈云的意见。陈云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34]翌年2月27日,邓小平、李先念来陈云寓所开会。会后,李先念留下,再次谈到西路军问题,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35]谈话中,陈云还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随后,李先念派人用一年时间找出了许多与西路军问题有关的原始电文和资料,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研究,着手起草《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

1982年底,李先念致信陈云,附上了从有关西路军问题的历史档案中选出的29份重要电文,请他先行审阅。陈云一份一份认真看过后,于1983年1月5日委托秘书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已看过,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36]随后,李先念致信邓小平,将这29份重要电文连同他给陈云的信一并送给邓审阅。这些工作做完后,李先念于2月25日将定稿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及附件正式送给陈云,陈于3月8日复信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37]李先念遂于3月12日将他写的《说明》和陈云给他的复信一并送邓小平审阅。邓小平于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38]至此,我党我军这一重大历史是非问题,在陈云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终于得到了公正而稳妥的解决。

在2015年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了陈云同志伟大而光荣的一生,并在缅怀陈云同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时特别指出:陈云同志“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他强调:“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39]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回顾和缅怀陈云对长征做出的贡献,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红军的长征精神,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更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争取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