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做好群众工作是党的建设的传统，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延安时期，我们党以新制度和新政策的保证作用，以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以英模人物模范行为的激励作用，以建立群众团体的组织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和凝聚起来，在政府与人民之间构建起民主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氛围，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总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群众工作经验，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精神，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落脚、生存和发展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军队长期处于流动状态，“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共产党是很难生存的”。党中央初到陕北，何以立足，何以生存，何以发展，是其面临的现实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处境相当险恶，国民党断定它支撑不了多久，时人也对它不抱什么希望。但我们党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不仅立身了，而且发展了。其中关键是打破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围剿”，使人民群众看到新的希望；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理顺群众的情绪；依靠群众解决立足、生存等直接相关的衣食问题。

“切尾巴”战斗和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是党中央给陕北人民的“见面礼”和落脚西北的“奠基礼”。1935年10月下旬，在陕甘支队刚刚进入西北苏区之时，国民党军随即尾追而来，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在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下，陕甘支队取得了“切尾巴”战斗的胜利，作为“见面礼”送给陕北人民。接着，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指挥下，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

党中央给陕北“肃反”的平反，理顺了群众的情绪，广大群众发自内心支持共产党和红军，为在陕北打开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就向当地干部打听西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等人的下落，听说刘志丹、习仲勋等大批红二十六军负责人在陕北“肃反”中被逮捕，其中有些人已经被当作“反革命”错杀，这些引起了苏区群众的极大疑虑，以致一些地方出现投敌“反水”的严重情况，西北苏区陷入严重的危机中。这一严重问题，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立即采取措施：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释放刘志丹等并分配工作；弄清事实，为刘志丹等同志平反。刘志丹等出狱的消息传出后，西北苏区的群众奔走相告，甚至激动得涕泪横流。由此可见“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人民群众的领袖。”陕北的父老乡亲也发自内心地支持中央红军，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重要条件。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有了落脚之地和生存空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给地瘠人贫的西北苏区突然增加近万人的用度，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西北苏区广大军民与中央红军共克时艰，积极筹粮筹款，踊跃参军参战，动员民众参加战地勤务工作。在陕北崎岖的山路上，形成了川流不息的运粮大军；许多妇女放下自己的活计，为中央红军制作御寒被服；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干部带头参军，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军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中央红军到陕北时，已近初冬，缺衣少鞋，苏区群众夜以继日缝衣做鞋。据不完全统计，陕北群众做军鞋8 486双，袜子553双；延川县在4天内赶制军服3 000套；有的地方还组织妇女洗衣队、缝补班，为红军伤病员服务。

二、领导者对人民群众要把政治化与人性化融为一体

延安时期，党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既是领导者，也是管理者，如何领导，如何管理，既要设计好的制度和政策，又要了解被管理者，关心被管理者，大到大政方针，小到现实生活，要把政治化与人性化融为一体。从大政方针的设计来说，如实施“三三制”原则、减租减息政策、精兵简政、保障人权的方针等。“三三制”的政权吸纳了社会方方面面的治国精英，使其更具广泛的代表性和组织动员能力；“精兵简政”政策——将政权的运行成本与社会资源的提供能力达至均衡，既充分利用了边区的社会资源使自己能够有所作为，又使社会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满意，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互信、和谐的关系；“保障人权”的方针——党中央不仅规定工人、农民的人权，而且规定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享有同等的人权。把一切抗日阶级、阶层人民的权利，通过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以纠正某些干部和群众习惯用工农民主专政的法律对待地主、资本家的错误看法和做法，保障一切抗日人民之人权。

从小的现实生活来说，如谁家的婆姨不生孩子，谁家的孩子没有娶上媳妇，谁家难度年关，等等，都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人的关心之中。毛泽东在一次同农民交谈时，知道了枣园附近侯家沟婆姨不生娃娃的事。他立即召见了时任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询问原因，恳切地要他关注农民生儿育女的大事。他又指示中央医院负责人派出最好的医生和化验员前往，查清原因，帮助医治。在毛泽东的关注下，侯家沟一年后传出了娃娃的声音，村里的群众至今还感激毛泽东的恩情。

有一年春节过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收到距延安不远一个村庄农民的来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林主席，我们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我们买了牛，买了驴，还有取暖用的燃料。农历除夕那天，几乎家家都有人去赶集，买羊肉包饺子，买红纸写春联，买布娃娃送给孩子。春节之后，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教导，搞好生产。年已花甲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看到边区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高兴地说：我60多岁了，行将就木，没有什么野心，我只希望边区家家户户都有吃有穿，都能丰衣足食，就达到了我的心愿。

三、善于从人民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发生“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一事，一时引起不小的轰动，也使毛泽东深感问题严重。为此，他没有责怪“咒骂”他的群众，而是千方百计接近边区群众，并派调查团深入边区农村，了解群众“咒骂”自己的真实原因。当他得知农民因“救国公粮”负担过重有怨气时，下决心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此，边区人民“救国公粮”的负担逐年减轻，由1941年的20万石减少到1942年的16万石，1943年18万石，1944年16万石，1945年12万石。对这件事情，毛泽东多年后在党的七大前后曾多次提及，并做了深刻反思，可见对他的感触之深，他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他反思到“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群众讲得有道理，说明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怨言，“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毛泽东还从中认识到党做经济工作的能力欠缺，说：“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毛泽东提出我们有什么东西给边区人民呢？“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的话语，可谓言之谆谆，语重心长。几十年后，邓小平也提及此事，他十分佩服毛泽东对这件事的处理，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在抗战后期的几年中，经过边区军民的努力，陕甘宁边区的各种经济成分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工业而论，由于公私并进，分散经营，以及采取以手工业为主的形式，使边区的工业品基本上实现了自给。到1943年，边区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边区实现了粮食自给，略有盈余；以后粮食产量逐年提高，部分农户实现了“耕三余一”，边区大部分农户家家有余粮，出现了丰衣足食的可喜景象。

四、做人民群众爱戴的“群众领袖”

领导者“处处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和群众交朋友，以自己一切的模范去影响他们，建立在他们中的威信，逐渐成为他们所爱戴的领袖。”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当年表扬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就是群众爱戴的群众领袖，也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典范。习仲勋主政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时，由于复杂的政治环境，反“摩擦”斗争的任务相当艰巨，但习仲勋和分区的领导同志并没有因此忽视发展生产和解决好群众吃饭穿衣问题，时刻注意保护群众的经济利益。1941年关中分区发生旱灾，夏粮歉收，秋作物也不能按时下种，习仲勋向群众提出不误农时、适时下种、多种多收、随收随打的口号，鼓励群众每人多种二亩荞麦、一亩小麦。果然第二年夏粮取得了好的收成，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时，习仲勋又提出不仅要群众富裕起来，还要帮助群众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为此，他既重视正规学校的教育，也支持冬学等群众性的教育活动，采取多种形式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1942年习仲勋出任绥德地委书记，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他亲自带调查组到绥德沙滩坪区的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绥德分区的工作。在郝家桥村，习仲勋虚心地向刘玉厚等群众公认的劳动英雄请教，使分区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赁关系、改造“二流子”、安置移民、实行变工、和睦家庭等方面取得了经验。随之在绥德分区范围内开展了“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推广郝家桥的经验，分区涌现出工人郝玉亮、佳县阎开增、吴堡任逢华等一大批刘玉厚式的模范人物，各村组织变工队、革新农业耕作技术、发展副业、开展劳动竞赛。1943年，绥德分区的粮食生产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对绥德地区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厉行节约、渡过难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习仲勋做群众工作的成绩，得到党组织的肯定，西北局高干会期间党组织对习仲勋的鉴定中写道：“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毛泽东高度评赞习仲勋说：“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五、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便有危险也有出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和人民都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正是这种环境和压力，造就了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党与人民鱼水相依，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人民的解放。同样，没有人民与党同呼吸，共患难，党的事业也难以取得胜利。毛泽东指出：“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邓小平说过：“我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打出来的，是名副其实的鱼水关系。”党中央、毛泽东等转战陕北一年多时间，经过十多个县、三十多个村庄，但基本上一路平安无事，完全得益于良好的群众基础。当有人劝毛泽东离开陕北时，他深情地说：“我们在陕北住了十几年，都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陕北的老百姓啊！”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佳县老百姓为支援前线作战，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战后很长时间里，这个县很少看到羊和驴。毛泽东十分感动，给佳县县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当年，外国友好人士到延安也很有感触地说：“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意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3月到1948年2月，边区参加支前抬担架的民工有198 653人，参加后勤运输的民工有1 282 409人，参加修工事和破工事的民工有22 678人，参加押送俘虏的民工有11 204人，为解放军带路的群众有11 720人，为解放军磨面、炒干粮、做军鞋的民工有655 000人，支持前线的牲畜有1 478 708头，边区妇女做军鞋929 000双。毛泽东离开陕北后曾满怀深情地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六、历史启示

做好群众工作是党的历史上的老话题，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课题。延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与党的发展的实践和经验说明：党的宗旨、理想、信念实践和实现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群众实践；党性、党员先进性评判的唯一标准，就是群众公认；党的领导干部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决不是靠权力，而是要靠工作能力、工作业绩和人格魅力，靠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本领。因此，要做到深入群众而不是脱离群众，服务群众而不是与群众争利，宣传群众而不是与群众相对立，团结教育群众而不是无原则地迁就一些落后的思想情绪，这就需要学习和掌握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本领，增强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一，让人民监督政府是延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关键一环，因此只有实行民主的方法才能做好群众工作。党和政府在推进基层民主建设中，要尊重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依靠群众自身的力量做好群众工作，组织群众积极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断扩大群众对政务、财务和其他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第二，通过办实事、办好事的方法做好群众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是延安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一种最实际、最普遍、最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要自觉地把党的群众工作体现在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具体行动中，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问寒问暖，到群众困难的地方去排忧解难，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理顺情绪，到出现新情况新变化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打开局面，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第三，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做好群众工作。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工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情况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沟通情况，增进了解，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力戒简单粗暴、强加于人。

第四，通过示范引导的方法做好群众工作。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通过自身的品德和言行影响群众、示范群众、教育群众。党组织要注重发现和总结先进典型，运用先进典型影响和带动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

中共90多年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力量之所以能够久经考验而不衰，是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紧紧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党同样离不开人民，人民同样也离不开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