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文艺思想的大讨论

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迄今已经过去了足足75周年。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评说，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历来的说法。包括对它的任务、性质与成果的解读，都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整风，有人认为主要是为整人，还有人认为这次会议把延安的文艺“整”没了。正如这些现象所反映的，文艺界存在着对这次会议的不同看法。从今天来看，延安文艺座谈会，根本上就是一场文艺思想的大论战，是各种文艺观的大碰撞。由于毛泽东的深刻思想和把握大局的能力，最终使大家取得了一致：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社会服务，文艺家要走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心声的扬声器。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次会议的经过，并指出这次会议的论争性质。

一、 座谈会参加者观点各异

（一） 延安文艺派别的形成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延安的文艺派别已经不少，有人用“山头林立”来形容，或许有点过头，但是，存在着多个由不同来源人员组成的机构，又由于日常接触的频繁，观点相近的群体形成的“山头”，则是很明显的。例如所谓“鲁艺”派，“文协”派，“文抗”派，是客观的存在。还有所谓“歌颂派”和“暴露派”等等。姑且不论这种划分和概括是否准确、恰当，有不同文艺“派别”或相互更加接近的群体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些“派别”尽管后来很多问题归结为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但本质上文艺观念并没有很大的不同。都反抗黑暗时代，寻求中国的光明前途，但也都对文艺的本质，尤其是对当时中国文艺的出路与使命，以及怎样发挥文艺的作用等等重大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处于一种“自在自为”的状态。

（二） 观点差异观念相近

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人们，在到达延安之前，大部分跟抗战前的左翼文艺运动有关。即使不在运动的中心，也在运动的边缘。他们所持的观念，都是当时左翼文艺的观念，就是要通过推行无产阶级文艺，来打倒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艺。他们的文艺观都受到了当时风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影响，虽然理解上各有差异，但基本上都认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问题在于，他们多半并没有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还由于各人自身的教育程度、传统文化观念的濡染，以及家庭、经历等带来的局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带着更多的概念化和教条式的印记，对于文艺的功能、作用与地位，带着很多错误的观念。很多观念很接近，但是观点却很不同，所以在之前就有很多文艺论争，已经呈现出观念相近而观点差异的倾向，在社会大变革和抗战带来的大动荡中，总的观念并没有大的变化。到了延安后，都是要创作抗战文艺，用文艺为抗战提供精神食粮，但是具体的文艺观点进一步分化，例如有的文艺家一心想要上前线，有的则逐渐安于延安的平静，有的甚至因一些日常琐事，产生牢骚，再加上性格和经历等差异，造成了对彼此的看法，有的原本相互就有看法，现在则开始加深，多重原因形成了延安文艺界思想不统一，关系不融洽的状况。

（三） 开会前风雨欲来

在会议召开的前夕，延安文艺界出现了各种不协调的状况和声音，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偏向。各个“山头”之间的隔阂，也开始深化。例如，1942年3月《解放日报》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文艺月报》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引起了争论，甚至引起前方将士的不满；街头墙报《轻骑队》言论尖锐，引起议论纷纷；美术展览有讽刺画讽刺延安的一些现象；鲁艺出现了追求“高大洋古”剧目现象，抗大出现了“正规化”办学倾向；还有一些人口无遮拦，任性宣泄情绪。1941年6月17—1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长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文抗”的舒群、萧军、白朗、罗烽、艾青等5人不满，联名写了《〈文艺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总之，在延安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此时，在此前1939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倡导的学习之风，在延安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在学习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发现了学习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学风不正，因此又提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下，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其面对的任务和话题，也就必然要涉及这些文艺和思想领域的乱象。实质上，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学习运动的深入。延安文艺座谈会恰恰就是在学习运动深入、整风运动开始之际召开的。

二、 座谈会是一场大论争

在座谈会召开的最开头，毛泽东开宗明义，发表了一个点题的讲话，就是后来的《引言》。其中提出了五个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这五个问题，并不是当时大家实际在争论的问题，但是毛泽东从表面现象中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和症结所在，他意识到背后隐藏的问题是深刻的。所以他当时并没有简单化地批评谁，而是引导大家讨论，让大家在讨论中、甚至争论中达到新的认识高度，实现新的思想统一。因此毛泽东有意把当时延安文艺界各种争论和表现背后存在的症结问题，加以概括、提炼后，提出了这五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实际上，这是很有意识地把大家的思路引向了毛泽东希望大家思考、认识的问题。因此，归结来看，《引言》实际上是引导话题，推动讨论，启发认识。

所以，当他在第一天会议上讲完《引言》后，就一直到最后做结论，整个会议过程中，虽然会场讨论热烈，一度甚至几乎可说炸开了锅，但他似乎稳坐钓鱼台，只是认真做笔记，从未参与争论，哪怕是插话也不见记载。这很显然是让大家放开来讨论的意思，如果他一插话，别人就会等着看他的态度和意见，就可能讨论不下去。

根据各种记载看，整个会议是在论争中进行的。按照萧军的记载，这天毛泽东讲话后，萧军第一个发言之后，接着发言的是徐特立。之后，有李又然、杜矢甲、丁玲、艾青等。会议一直开到晚上约十点半。其中，艾青曾“站在自己的立场攻击周扬”，萧军又说“杜矢甲说得不好”，没有指明什么不好，但至少显示了萧军与他的差异。萧军自己的发言说到“我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后来也被人诟病，朱德在第三次会议的总结性发言中就批评说：“你是‘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这不过是个意愿，还是要给老百姓做事，将来由老百姓来推才行的……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来推才行的。”

5月16日第二次会议，也发生了不愉快的一幕：有人花一个多小时谈“什么是文学艺术”的概念，有人忍不住喊：“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根据黎辛的记载，这个人是欧阳山。会上还有人谈“人性论”，说自己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后来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批评。会上还有个非党作家提出：“你们党整顿三风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对此，胡乔木回答说：“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么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立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5月23日的会议虽然已经到了收官阶段，但还是争议不断。萧军再次发言，谈了自己对于座谈会的愿望：A、勿徒作空言。B、对自己领袖言语要以行为证实。C、改正无纪律性，八股作风，夸夸其谈，言之无物，主观主义不管别人，言不对题等作风。似乎何其芳发言提到萧军的忏悔问题，萧军回答说：“……A，我过去没有，将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忏悔，因为我没有意识堕落过。要有一种有内容的忏悔，不然就是抒情的游戏，或者骗子的谎言。B，忏悔本身并无多大价值。C，在没提出整顿三风以前，一些忏悔的人是否思考过这些问题，假使将来提出要整顿六风时，或在这中间有人指出是否肯承认。人是思考动物，共产党员要有自发性。”此外他还谈到对王实味问题的看法。火药味很浓。萧军还认为会上诗人萧三的发言是“一种阿Q式的一般批评法”。萧军发言后，胡乔木当场就批评他是把共产党员全都看成木瓜，他也不同意萧军对王实味问题的看法。他还请萧军放心，“党绝不会再整顿六风”，萧军认为“他的态度很恶劣”。

从上述这些简略的记载来看，整个会议上，指名或不指名批评成为常见的现象，明明暗暗，起起伏伏，用“争论之声时起”，是毫不过分的。一方面可说是热烈，另一方面也可说是纷杂。事实上可说谁也没有说服谁。

说了那么多，他们究竟在争什么？其实，分析起来，他们的发言，其中说到点子上的不是没有，例如萧军说到要接触人、了解人，欧阳山尊提出要向战士学习，柯仲平谈到文艺怎样才会受到群众欢迎等等，但是多数围绕毛泽东提出的五大命题加以阐发，难以深入，并都表现出对自己的使命不明了，对抗战文艺的理解不深刻，对文艺本质理解的浅薄，尤其是对文艺的根本任务与使命的理解，没有一个人涉及。这些讨论的意义，只在于相互启发思考，而不是得出结论。其中更多显现的是各种文艺观的大碰撞，但是并无统一的认识，如果没有一个高屋建瓴的总结，这次会议的结果可能就是无果而终。

这个总结，不得不由毛泽东来做。

三、 从论争到一致

毛泽东是有备而来，从引言提出问题，到做出结论，他应该说是胸有成竹的。实际上，会前他就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对好几个人都提出了搜集反面意见的要求。因为他怕人们慑于他的威望，不敢提出不同意见。而萧军是敢于说话的，但他的观点也未必对。毛泽东需要清楚到底还有哪些观点，到底现在出现的那些不和谐声音，是怎样发生的，他需要找到症结。整个会议过程中，他一直异常冷静地保持沉默，一场不缺，专注聆听所有人的发言，都是在积累、酝酿自己的总结。到最后总结的时候，已经胸有成竹，因而一气呵成，透彻、精辟地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让许多原来自以为文艺家的人们，自叹不如。萧军在日记里说：“这是一个值得欢喜的结论。”

毛泽东的结论，回答了很多争论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回答大家讨论了很久而不得要领的命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立场问题，实际是指向一个文艺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但是整个会议中没有人正面接触这个问题，只是浮光掠影地说要站在抗战的立场等等。所以，在《结论》中毛泽东第一个就来谈这个问题。这次毛泽东不再采用出题的提法：“立场问题”，而是一下子提到了问题的根本：“为什么人的问题”，这就一下子把问题提到了一个最高的高度。当他提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当他引用列宁的话：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时候，答案已经有了，只是需要加以深度阐释，让在场的人们去结合自己思考应该怎样做。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而文艺界的很多争论，并不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只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非原则问题上，相反对这个根本问题，大家却是相同地抱有很多错误的观念：轻视。对此要认真去思考。经过毛泽东的阐释，大家心里就非常清楚明确了：这就是这个讲话以后指引文艺家们前进的灯塔。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顺理成章谈了怎样去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开宗明义指出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指出，提高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要从实际出发。要从工农兵的实际基础出发去谈提高。所以，不仅更紧迫的是普及，而且是向群众学习。他实际上委婉地批评了当时“鲁艺”的“高大洋古”和抗大的“正规化”办学：先不要说提高工农兵，还是先向工农兵学习，先把自己“提高”到工农兵的程度吧！他提出在现有条件下，普及是比提高更紧迫的事，但也不能忽视可能情况下的提高，不能满足于普及。这里面其实还是隐含着一个态度问题：怎样做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毛泽东谈了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实际上是怎样处理党内外文艺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团结问题。这是告诫党内党外的所有文艺家，都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才有可能更好发挥作用。仍然是针对文艺界的思想偏向问题。

第四个问题，毛泽东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入手，提出了“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对当时存在的各种错误观点做出了分析和批评。其中直接批评的有这样一些观点：“人性论”“文艺的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由此，毛泽东严肃指出：“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毛泽东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不可谓不严厉。他所批评的观点，都是用引号标出，表示是直接引文，也就是很可能在会上有人说过的话，包括“人性论”等等。

至此，我们看到，毛泽东的总结，实际上差不多是一个人在与许多人讨论，甚至辩论，他毫不客气地指出问题的严重性，提出：“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毛泽东讲话的现场反应，看来是引起了大家的思考，气氛似乎有点凝重。一场大讨论，到此就降下了帷幕。之前的许多争论，也平息或者暂时压下了。总体上，可说从众声喧哗到定于一尊，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威望，和富有启示性和说服力的论说，使大家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

小结：开示无数法门

延安文艺座谈会，通过引导讨论、展开争论、归纳梳理，把延安文艺界纷纭的观念、芜杂的声音、散乱的言行，统一到了一个根本理念和目标下：竖立了“两为”文艺方针，对延安文艺家的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开示了无数法门，启示与引导他们改造学习、重塑观念，实现整个创作理念与方法的根本蜕变。座谈会后，文艺家下基层、进农村、赴前线，创作出来的作品完全不同于以往：既有充满陕北风情的秧歌剧，也有新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也有改造旧剧《三打祝家庄》等等形式，创造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作品，为抗战胜利和夺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对当时的文艺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那一代文艺家来说，是一场灵魂的洗礼，起到了“点化”的巨大作用，使他们醒悟到自己的弱点，从而降下身段，走向民间，从“灵魂的工程师”转变成人民的学生，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家。这在今天来说也是极富启示性的。